“野狐岭北战场开，几万雄兵动地来。以寡敌多自古少，凯旋齐赞将官才。”“野狐胜地古今传，路险山高云汉边。莫怪兵家争此地，长驱直捣控幽燕。”已故许闻诗先生的两首七绝，说的就是历史上蒙金间的一次重要战争——野狐岭之战。
　　就战前蒙金双方态势而言，无论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之条件，金均优势于蒙古。先谈经济，金自1115年立国，时已近百年。虽渐呈败像，但其毕竟是大国，控制着北迄今外兴安岭，南达淮河，东临大海，西至陕西的广大地区。治下人口达4400多万。可提供丰厚的物产和兵源。而蒙古则刚于1206年在斡难河源立国，虽显勃勃生机，但资源和兵力皆远逊于金。再说政治，在当时中国范围内，尚有南宋控制着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一线的东南及四川膏腴之地；西夏雄居西部，握有“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极萧关，北控大漠”的辽阔版图。而先此于1141年宋金间已有和议，夏也已依附于金。这些既可使金避免同时几面作战之威胁，又成联合宋夏，全力对抗蒙古之势。此一政治格局无疑有利于金而不利于蒙古。三看军事，当时金已据有西北方与蒙古交界处的抚州这一战略重地。抚州，隶属金西京路大同府，辖柔远（今河北张北）、集宁（今内蒙集宁东）、丰利（今河北沽源西）、威宁（今内蒙兴和北）四县，经辽代，特别是金章宗时期已在抚州北筑有所谓金长城之堑壕的坚固军事防线。抚州南则有野狐岭天然险要隘口。蒙古军如欲南攻大都（今北京），必先突破抚州防线，夺取抚州，进而越野狐岭南下，又谈何容易。正因有如上所言政治军事格局，成吉思汗立国后才未敢对金轻易用兵。而抚州之得失，则事关蒙金战争之成败。
　　然而，如此有利态势，由于金在军事战略上绝夏，攻宋，抗蒙等一次次重大失误，丧失殆尽，反使蒙古一步步赢得战争的主动权。1209年（金大安元年，元太祖四年）元太祖成吉思汗在着力巩固后方的基础上，为解除来自西夏的威胁，发兵大举攻夏，力图迫夏绝金附蒙。金廷臣中多人提出助夏联合抗蒙之主张，均遭即位未久的金卫绍王严辞拒绝，终至金夏联盟破裂，转使夏附蒙攻金。在宋金关系上，南宋小朝廷本偏安江左，不思进取，而金则采取弃北图南战略，企图获利于宋以补对蒙之失，竟与宋结怨，战衅既开，金便处于北、西、南三面受敌的窘境。《金史》卷一三四《外国传》云：“南开宋衅 ，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实为切中之论。
　　1211年（金大安三年，元太祖六年）二月，元太祖亲率蒙古大军从漠北出发，三月，兵临金西北抚州境，伺机突破金防线，夺取抚州。值此时金方如梦方醒，遣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千家奴）、参知政事完颜承裕（胡沙）将兵进驻抚州。独吉思忠入抚后，即组织军兵加固西北部长城界壕，乌沙堡（今河北张北西北）即为当时所筑之重要边堡。直言之，独吉、完颜对此还算是卖力的，虽显仓促，最终还是完成了边堡、抚州、野狐岭三线据险设防的部署。《金史》卷九三《独吉思忠传》载：“方缮完，乌沙堡，思忠等不设备。”由此可见，独吉思忠等在着力完成部署同时，又犯了过分相信和依赖边堡之防御能力和过低估计蒙古军进攻能力，骄傲轻敌的错误，竟致“不设备”。是年七月，元太祖遣先锋哲别率军突然对乌沙堡发起攻击，金“乌沙堡之役，不为备，失利。”（同上）接着“大元前兵奄至，取乌月营（今山西大同东北，内蒙兴和附近）。思忠不能守，乃退兵。”（同上）金连失乌沙堡、乌云营二险要之地，卫绍王永济乃“独坐（解除）思忠，诏承裕主兵事。”（同上）八月，“千家奴，胡沙，自抚州退军，驻于宣平（今张家口市西南）。”（《金史》卷十三《卫绍王传》）蒙古军遂进占抚州，稍事修整，旋发兵野狐岭。
　　野狐岭，蒙古语称“忽捏坚答巴”。新编《张北县志》载：“李太山（野狐岭），县城正南12.5公里之沿坝处，呈东西走向，长约2.5公里，海拔1644.9米。多石质，不能耕种，可牧畜，地势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元人周伯琦有《野狐岭》诗云：“岭界南北，甚寒，南下平地则暄矣。高岭出云表，白昼生虚寒。冰霜四时澟，星斗咫尺攀。其阴控朔部，其阳接燕关。涧谷生叵测，梯蹬纡百盘……”乃塞外南下京都第一险隘。金完颜承裕退守宣平主军事后，以“金兵号四十万，阵野狐岭北。”（《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八月，成吉思汗麾兵野狐岭，大战遂开。蒙古军左万户“木华黎曰：‘彼此我寡，弗致死力战，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帝麾诸军并进，大败金兵，追至浍河（今河北怀安东），僵尸百里。”（同上）“蔽野塞川”，“金人精锐尽没于此。”（《圣武亲征录》）
　　《金史》卷九三《独吉思忠.完颜承裕传》云：“会（浍）和堡之役，独吉思忠，承祐（裕）沮丧不可复振，金之亡国兆于此焉。”事实上此役实自野狐岭之战始，至浍河堡已为战役之余波。但它确一语道出了此役对蒙金战争的巨大影响。
     来源：张北报